从2007年开始,梁稳根连续担任了十七届、十八届党代表。让梁稳根津津乐道的是,集团11名中国董事中,党员有7位。整个三一集团5万多名员工中,党员的比例约为10%。


  在2012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梁稳根作为湖南省唯一的企业家代表受邀参加,习近平和李源潮也出席了此次会议。在那场大会之后只有十人参加的闭门座谈会上,梁和红豆集团党委书记周海江是仅有的两名企业家代表。


  梁在上述北京的闭门会议上有一个发言。他说,第一年上大学他领到了19元助学金,“当时的感动与幸福,至今记忆犹新”。如果联想到梁稳根从一个被批斗的“走资户”的儿子,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了中国的首富,也许就会理解梁的这番表述。


  为了促进党建工作,2011年,梁还要求把相关条款写入三一集团人力资源管理条例之中,在三一要获得提拔,必须要递交入党申请书。2011年,三一集团有560名党员得到晋升,占到提拔干部总数的56%。


  三一集团的员工们相信他们的董事长此举出于真诚。三一集团党群工作部负责人说,三一是改革开放受益者。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说过,在中国,如果一个民营企业不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做大做强。同为金砖四国,巴西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至今还没有一条全国性的拿得出手的铁路。三一巴西公司的财务总监是巴西人,他上学时的课本中就写到巴西要建铁路,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巴西还是没能建成一条像样的铁路,那个财务总监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含着眼泪说,他很羡慕中国能“集中力量干大事”。


  “这个国家确实存在腐败不公,但是如果要搞什么革命,那民族会不会动荡,两害相权取其轻。再说,这么多年国家的复兴是真实存在的,谁能否认呢?!”袁金华提高了声调说。


  向文波也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印度大使到三一参观,参观完叹了口气说,“印度在经济上,综合来说比中国要落后十五年。”目前,印度文盲的比例达到了40%,贫富差距甚于中国。


  与巴西和印度不同,中国政府一直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了大笔资金、2008年还出台了四万亿的救市政策,工程机械行业的三一集团是直接的受益者。2003年,集团旗下的三一重工刚刚上市时,当年的销售额刚超过20亿元。2011年,三一集团销售额已经开始迈向1000亿元。


  经济利益只是梁稳根家国情怀的形成原因之一。受益的企业并非三一一家。另一原因或许是梁稳根本人性情使然,在长沙三一行政楼左侧的墙壁上,“心存感激”四个大字非常醒目。在12月15日的采访中,梁认为这还缘于湖南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他引用杨度的一句诗“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三一集团董事及其配偶子女,至今没有一个移民的。“为什么不移民,我们干净嘛,不干坏事不用给自己留后路。”梁自豪地说。


  当年他准备辞职创业的时候,曾找到肖福清老师征求意见,肖问他万一中国再重回打土豪、分田地的老路他怎么办,梁说,既然中国都倒退了,民族没前途了,他个人命运又算什么呢?


  梁这种毫不掩饰的感情在一些时候还被解读为他准备弃商从政的“信号”。2011年底,中组部官员确实曾到三一考察。但是12月15日梁澄清说,1986年,他辞去副处级干部的职位下海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选择,“我肯定不会丢下三一”。


  三一集团的其他创始人也相信梁此生不可能离开三一。就连17岁就参加工作的阳花萼也说,如果他见到梁稳根,会建议他不要从政。“应该把精力花在让三一更上一层楼上,中国更缺好的企业家,从政后受到的制约会很多,可能不利于企业发展壮大”。


  事实上,梁稳根可能曾经有过动摇,但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在他把焊接材料厂做大以后,王福全曾经力劝梁稳根带着创业团队重回机械厂,并许以高位。当时梁曾跟几位兄弟讨论过此事,但是他们最终觉得,机械厂搞不好绝不是王福全无能,而是受限于国有企业僵化的体制。


  对于梁上述言行是源于民营企业家缺乏“安全感”的猜测,梁身边的同事们并不认同。梁稳根说,他每次看总书记在党代会期间的报告,第一步就是先搜寻有关民营企业的内容。他发现,中国政府对进一步改革开放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他就放心了。


  梁现在更为操心的是三一集团的发展前景,按照规划,十年后三一集团的销售额将达到3000亿元。梁说他到时候回老家涟源钓鱼养老。创业时期,梁、袁、毛、唐四人还曾在河边洗过澡。不过,如今的小河边上已经筑起厚厚的水泥路,里面水草茂密鱼似乎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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