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门社会没有公开讨论与性相关话题的传统，即便是受过教育的母亲和女儿也对此缄口不提。这些婚姻背后的现实是，有些父母确实心甘情愿把女儿嫁给成年男子，这些事在以前是大家避而不谈的，直到三年前，10岁的诺珠·阿里突然成为世界最著名的反童婚抗议者，情况才出现改观。诺珠的故事让也门人吃惊不已，然而这种惊讶却并非因为诺珠的父亲强迫她嫁给一个年龄是她三倍的男人，也不是因为这个男人在第一晚就强行占有了她(尽管据称他曾承诺会等诺珠长大)，第二天早上诺珠的婆婆和妯娌把她从床上拉起来洗澡前，用赞许的态度检查了带血的床单。不是。这些细节都不足为奇。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诺珠竟敢奋起抗争。

　　“她的案子就像是激起巨浪的石块。”一位也门记者说，诺珠只身一人出现在萨那一家法院后，他开始对其进行报道。她从丈夫身边逃走，回到了自己家。父亲向她咆哮，说她必须尽自己为人妻的职责，整个家族才不会名声扫地，但她充耳不闻。母亲吓坏了，不敢干涉，最后还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好心相助，给她路费，并告诉她去哪里。之后，她一个人来到大城市里的法院，吃惊不已的法官问她为何而来，她说她要离婚。一名杰出的也门女律师接手此案。英语的新闻报道开始出现，起初是在也门国内，之后遍布全球，头条标语和诺珠本人都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当她最终赢得离婚案，萨那法庭上爆发出热烈掌声。她受邀前往美国，在更多欢呼的观众前接受赞誉。

　　所有见过诺珠的人都被她超越年龄的沉稳气度所折服。我们在萨那一家报社会面时，她身着童装尺寸的黑色长袍，那是也门妇女成年后在公共场合所穿的服饰，从头到脚笼罩全身。尽管她已经去过大洋彼岸，被诸多好奇心泛滥的成年人盘根问底，但她仍那样甜美纯真，仿佛我的问题对她仍然新鲜。午饭时，我们一起坐在跪垫上，她依偎在我身边，教我怎么用薄饼蘸汤。她说她又住回了家里(父亲在舆论压力下勉强同意重新接受她)，并开始上学，她正在笔记本里起草一封致也门父母的公开信：“别让孩子结婚，如果你让他们小小年纪就结婚，会毁了他们的教育，毁了他们的童年。”

　　在国际社会反童婚的浪潮中，一部分中流砥柱是那些挺身抗争的女孩们，她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激起更多人前赴后继。我在也门见到12岁的莉姆，她在诺珠之后几个月获准离婚。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本来对她持敌对态度，坚称新娘年纪太小，不够成熟，无法做出离婚决定，但她最终赢得了法官的支持。在印度，我见到了13岁的苏妮尔，她在11岁时向家人发誓，说自己会拒绝即将到来的新郎，如果他们强迫她，她就向警察举报，并打破父亲的头。“她来向我们求助，”一个持赞许态度的邻居告诉我，“她说，‘我要用石头把他的头砸烂。’”

　　联系更多家庭、拯救更多女孩的行动，其目标已经不仅限于解决最易引发公愤的未成年人婚姻问题。“公众喜欢这种故事，因为其中正邪分明。”青少年卫生专家萨兰加· 贾殷说，“但大多数未成年新娘的年龄处于13岁到17岁之间，这一问题关系到的并不仅仅是极年幼的女孩，我们希望对其进行重新定义。”按照国际妇女研究中心的观点，18岁以下青少年的婚姻都属于童婚，尽管无法统计出确切数量，但根据研究人员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有1000万到1200万例童婚。致力于降低这一数量的人们都十分清楚，是来自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少女早婚早育，从而剥夺其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权利。并非所有女孩都是受专制父母的强迫，有些时候，女孩们放弃自己的童年，是因为这是社会对她们的预期，或者因为当地无法为她们提供其他机会。致力于延缓婚姻的项目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最有效的措施并不是强制性策略，而是在当地建立一些鼓励机制，比如设立方便女孩就读的学校，同时给予女孩家庭一些直接的好处。印度培养了一批女性农村卫生工作者，她们监视当地家庭的行为，职责包括向村民灌输知识，告诉他们童婚不仅是犯罪，同时会对他们的女儿造成深刻伤害。一名拉贾斯坦邦女性卫生工作者在她开明的姻亲支持下，成功说服11岁女孩苏妮尔的父母，使他们放弃把女儿嫁出去的计划，并同意让她回到学校读书。

　　因为人们幻想中帮助女孩落跑的“亡命天涯”式策略存在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接下来怎么办?“如果我们把女孩与她自己的村庄隔离，她的生活将会怎样?”塞内加尔非营利组织“托斯坦”创始人莫莉· 梅利钦问道。托斯坦帮助各村庄开展活动，促使人们摒弃童婚和女性割礼，从而在国际上赢得声誉。托斯坦工作人员鼓励村民公开发表对孩子们未来生活的期望，这样就不会有哪个单独的女孩因为没有早婚而受到非议。